在西方近现代艺术史中,成功的画家背后大多有一个成功的画商。这些画商通过自己的画廊以及成熟的运作模式“培养”了许多知名人物。在中国,画廊也遍地开花。2008年,仅北京就有近1万家画廊。一只脚踏进艺术圈里的海生却说:“中国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画廊。” 1,傀儡,还是画家? 在中央美术学院每年的毕业展上,不少画廊的经营者们会悄悄来到这里,他们如鹰般的眼神在这些毕业作品里流转,像星探一样,希望能够发现一颗耀眼的明珠。 还在学校学习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被画廊发现并签约的。海生说,市场行情好的时候,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有一半能够和画廊签约。这个被全世界的艺术投资商们拿放大镜盯着的地方,这个中国的美术教育最高学府,它的孩子们都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计。 “很多时候,他们(画廊)看中的作品都是与市场上流行的东西有共同元素的作品,如果改一改,就能卖钱。”海生告诉记者。 接下来,画廊会找这个学生来谈,一般的学生能够拿到一年40万元的签约费用。然而,在这个圈子里,大家会说这是“包养费”。 张越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,他就是这么被一家不知名的小画廊“包养”的。第一年,画廊将他的画投到春季大拍上去,最后将作品再以40万元的价格自己举回来。在这年的春拍市场上,张越的作品市场价就是40万人民币一幅了。第二年,画廊再将他的画投向大拍,要是有人高出预设好的价格,画廊就让画以市场价成交,而低于自己预设的价格50万,画廊就以50万的价格自己再举回来。于是,张越的画变成了50万人民币的市场价。短期之内,画廊只要找到下家,就会立刻卖掉张越的画。 “在与这个画廊签约的时间里,只能是哪路画好卖,我就画什么。”张越说。 “被他们包了的学生挺可悲的,他们的职业寿命非常短。一家画廊看好一个孩子,还没毕业就谈好了,第一年给你40万,第二年给你60万,第三年给你80万。一旦画廊因为经济的低迷无法生存的时候,这个画家也就死掉了。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自我。”说起这些,与中央美术学院渊源颇深的海生不无惋惜。 “画商也是商,更多考虑的是让短期利益最大化。据我所知,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画家当中,10个被签约的孩子当中,现在至少有9个孩子已经没办法再养活自己了。就是因为被这种畸形的揠苗助长耽误了。” 来中央美院读书的学生,有的是真爱画画,不管家长如何反对,就是要画。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希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真正的画家。“但是毕业以后,这个数字不超过十分之一。”海生告诉记者。 2,眼看他起高楼 在中国,100个画廊就有100种操作方式。 胡因与一家新加坡知名画廊签约8年,按照其朋友的话讲:“签得死死的。”这8年里,胡因需要按照画廊的要求作画,不能私下卖掉自己的哪怕一幅作品。并且,胡因需要按照画廊的要求作画,也就是命题作文。 这家画廊经济实力雄厚,对胡因的包装是成功的,最高的时候,画廊给他做到了10万美金一幅画,而最早,胡因的作品是1万人民币一幅。那时候,胡因办一次个展,在展览开幕前,所有的画都被贴上了小红点,这意味着他的画在开展前都已经被买走了,这样的结果,连画廊都始料不及。 同样由于创作受限,胡因一直希望早点与画廊解约,能够自由自在地画画。但是,解约以后,他的画价大概落到了只剩原来的五分之一,并且还卖不出去。 这与他的抗争有关,也与全球经济有关。 经济危机来的时候,正好是胡因和画廊签约的倒数第二年。在解约前夕,由于要与画廊“分道扬镳”,画廊心有不甘。在解约前的一次大拍上,这家画廊将胡因的画一次性全部投向这个拍卖会,自己却不接。并且在开拍之前,与朋友们吹风:“这批画不太好。”结果一直流拍。 “自古以来,中国人都是买涨不买跌。去年一幅画10万美金,今年5万美金还没人买,明年就只有1万美金了,这个画家就再也无法翻身。当一个东西不停在涨,不管前面有多少风险,后面都会有很多人跟进,但这个东西一旦下跌,哪怕跌到底了,仍然不会有人出手去买。”胡因的这位朋友告诉记者。 画廊这种运作方式对画家的伤害是致命的。一个画家要想重新再爬起来,比从零开始还要难。除了这些刻意的炒作,还有创作者的情感因素。 “一个创作者,非常忘我地画一幅作品,倾尽心血,当这幅画变成钱的时候,他的内心深处会有非常深的失落感,而不是得到钱的喜悦。一个人倾尽太多的情感,特别投入的作品,正常而言,你给他多少钱,他都不愿意卖给你。画家把自己非常心仪的一幅作品卖出去,就像卖掉自己的孩子一样,除非你给这个孩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归宿,比如说中国美术馆,他会替你把这个孩子好好保存一辈子。”海生说,“所以很多画家不带有太多感情去画一幅画,原因是因为他开始画的时候就知道要去卖这幅画。” 3,五斗米竞折腰 除了画廊的炒作,有一些著名画家也会进行个人炒作。比如在拍卖会上,画家会拿一幅尺寸小的画去拍卖,但事先他会承诺买家拍到画以后,他会画一幅大尺寸的画送给买家。那么,对于拍回这张画的人,市场都知道,是花100万元买的。但实际上这位买家还会拥有该画家另外一张硕大的代表作。 “我曾经很佩服以前的(中国)当代(绘画)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中国的画家都是画美好,人的生活已经有太多苦难了。突然有一些人撒了一把辣椒粉进来,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,他们把不满的情绪宣泄在画布上,不是为了钱,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。然而,这些人却成为最先被金钱击倒的一批人。”海生说。 每年,会有来自美国的1.5亿美金在中国绘画市场炒作,起初的目的就是来扶持一些反对的古怪的声音,因为这个声音会让某些人不舒服。曾经,硕大的一张画2万人民币也无人问津,后来,这些画却变成了数零的游戏。一些人发现,这样的一幅画原来可以变成一栋房子、一辆豪车。 尽管如此,也有很多画家不为钱作画。海生告诉记者:“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,他们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,他们不允许自己出卖人格。这样的画家可能现在为止一幅画还是10万元,但他们在美术界的名声已经如雷贯耳。” “比如著名的油画家陈丹青,陈丹青在写实上的造诣,目前中国鲜有人能与之匹敌。我觉得他最好的作品是西藏组画。他到了美国以后,也画过类似西藏组画的作品,但是不可同日而语。在美国,他的一幅画只卖到5000美元。” 2004年的时候,陈丹青只有这么一个心愿:一年给我100万元,有个住的地方,这就够了,我不用愁着去卖画,可以专心画画。“如果用一幅画5000美元来算,一年也需要画至少20幅。达到艺术顶峰的画家尚且如此,何况是一些刚刚起步的后辈呢?”海生说。 在北京三里屯,有一家主要做当代艺术的非商业性画廊,老板是一位蒙古大汉。在市场惨淡的今天,他依然凭着自己的兴趣勉强维持着画廊的日常开销。这家画廊与一些画家有着比较松散的合作,每年给画家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费,让画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,对他们也不命题作文,不管有什么新作品,都从学术角度、文化角度、市场角度去认可。“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对什么东西有感觉才画什么,而不是为了钱画画。” “我们也会尽量维护他们的作品的市场价格。比如我签约一个画家,他的画出现在某个拍卖会了,我负责捍卫你这幅画每平尺的价格。低于这个我就自己拿回来,如果高于这个我就让市场正常成交。”这位老板说。 4,画廊的苦恼 全球的经济都是有周期性的,有波峰也有低谷。“艺术品市场就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,风刮来了旗子先动,底下的东西还没有感觉呢,大家首先不买的就是艺术品,最后一个热起来的也还是艺术品。” “正面的画廊,愿意和艺术家共患难,但往往这些画廊是死得最早的。”海生说。 2008年,北京有近1万家画廊。在经历了2012年艺术市场整体调整后,国内尤其是北京的画廊出现了大范围的经营危机,甚至有很多画廊在这一时段被迫选择了关门。 之前有数据显示,2012年国内的一级市场,亏损并勉强处在维持及半歇业状态的画廊,约占画廊总体数量的35%,而处于盈利状态的大约只占画廊总体数量的7%。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和国内经济的不景气,时至今日,画廊的生存状态更是堪忧,目前还活跃在艺术市场上的画廊也就剩几百家了。尽管有一些还叫画廊,但是它的经营模式已经全部变了,只能靠卖一些衍生品和行画度日。当年的那些画就永远地摆在那里,连问家都没有了。 画廊虽然面临着重重困难,但是它的功能却不是拍卖行等可以替代的。拍卖行只管找到有市场的艺术品,拍掉收佣金,不必长期为艺术家负责。而且作为中介机构,严格来说也不可投资画廊和与艺术家签约,以免不公正。 从长远来看,完善画廊的艺术品代理制度无疑才是根本出路。中外市场行情不错的画家,大多借重了这一制度。油画家陈逸飞的成功就离不开美国哈默画廊的推广包装。“关键是,画廊与画家要彼此认可,共同进退。”海生告诉记者。 来源:《中华工商时报》 原题:《中国画廊多歧路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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